序言
胡适先生曾经说过：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。虽然这是一种调侃，想想确有其深刻的含义。从古至今，盛世修志已成定例。那是胜利者的丰碑，也是失败者的耻辱柱。然而世易时移，生命无常，“君子之泽，五世而斩”，谁又能保证永远是赢家？真正的信史是必须在历史的尘埃落定之后才能显现的。但时过境迁，人世沧桑，当年的一切谁又能准确地说清楚呢？于是野史佚闻就大行其道，戏说之风更于今为盛，这是历史的悲哀。好在现今已进入信息化时代，资讯发达，文字、影像资料翔实直观，可以为后人正确地理解历史提供佐证。
潜山中学百年校史，要说清楚实在不易，特别是1957年以前那一段，政息人亡，史料漫漶，对此我不想妄加评说。只是从1958年至今半个世纪中，我与潜中有关，曾亲力亲为的一些往事，还历历在目，时时萦怀。客观直白地写出来，也许对后人了解那一段历史有些帮助吧。
一、草创初期
我和李又麟于1958年9月初，从合肥师范学院毕业，同时分配来潜山工作，我在潜山师范（即今二中校址），她在潜山中学。同在一城，相隔不远，我们原是同学加朋友，都是外地人：我老家歙县，她老家桐城，此地无亲无故，自然过从甚密，所以对潜中的一切还是很熟悉的。那时的潜中在现址创建才一年，初一四个班，初二三个班，首届高一一个班。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完全中学。经过反右，许多老教师退出了讲坛，从1957年起才从大专院校和中师分配来毕业生补充教师队伍，当时从校长到教师都很年轻，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。据回忆，可以确切提供的教师名单如下：初101班主任齐应忠，初102班主任杜畅茂，初103班主任杨昌启，初104班主任程利生；初203班主任叶在和；高一班主任由团委书记张竞达兼任，其他授课教师还有：徐捷先、汪南松、蒋复忠、余刚、黄可久、王子鹍、饶世太、王世荣、黄绪潜、李又麟等，校长李远，总务主任操行舟，事务长余本信，教务员杨柳生（这是一个十分敬业的年轻职员，身患严重的心脏病，坚守岗位至生命的最后一刻。）工人有：程尚勤、仰孝芳、汪焰南、聂发泉、王维六等。
当时潜中的校舍很简陋，仅有一座两层8间教室的教学楼，两排灰色平房和几间零星分布、错落排列的老民房。大门时面向南街的一个小门洞。好在教师多为单身，几个人挤住一个房间，潮湿而阴暗。校园内有一口水井，供师生饮用。一条水渠自西向东横穿而过，虽不清澈，尚可供洗刷衣物。师生共一食堂用餐，没有自炊之例。生活艰苦俭朴、为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。
1958年秋，正值大跃进，大办钢铁的高潮，学校经常停课外出砍树、烧炭、淘铁沙，建炉炼铁。其间印象深刻的是到乌石堰淘铁沙。潜中、潜师在那儿都有劳动基地，老师带班轮流参加。一般是白天劳动晚上上课。有时阴雨，白天也上课。我在潜师是第一批前往的，那时强调行动军事化，出发时不及与李又麟告辞，往邮箱里塞了一封信，就匆匆出发了。一去就是一个月，轮换回校时路遇潜中第二批赴任的师生，李又麟也在其中，我们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而已。
这样的情况直至冬季才结束。教学开始恢复正常。那时潜山县的几所中学都处于草创初期，规模很小，开展教研活动仅凭一校往往难以进行，所以校际之间交流较多，潜中、潜师同在一城，常常相互听课，统一考试，我就曾于1959年春在潜中举行过一次公开教学，课文是王愿坚的《七根火柴》。是年暑假安庆教育局组织全地区各中学部分语文教师，集中到安庆师范备课，我们都参加了。整整一个月没有休息一天。期间还到市郊农村帮助“双抢”，生活艰苦而紧张，体现了大跃进时期的特色。
1959年暑假后，我即奉调去省教育学院进修学习，为期两年，虽两地相隔，但信息常通。其间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困难的岁月。潜中师生也难免饥肠辘辘，但教学工作、教研活动仍开展得认真热烈，有声有色。记得1960年初冬，我们教院师生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，在合肥远郊三十里铺垦荒种麦，住在简易帐篷里。曾收到李又麟从黄柏大水深山里辗转寄来的一封信，报告了与黄绪潜等老师一道带领学生为建校筹运木材的劳动情况。潜中师生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，仍然利用劳动的间隙，借用当地山村小学的校舍，坚持教学活动。
当时潜中教导主任谢梅生，主管教学工作。他编课表有一特色，从不安排一个教师教同年级的平行班，认为这样有利于相互交流集思广益，这无疑加重了教师的负担，但也许是那时由于教师稀缺，不得已而采取的无奈之举吧。1961年秋，我从省教院学习结束，原单位潜山师范已经停办，我即入调潜中，开始也是安排教一班初三，一班高二，两周后，大概是高中教师太缺，才改为同时教两班高二语文。那时潜中高二、高三设在东门原潜师校址。从此潜山中学开创了一校两部（或一校两区）的局面。
二、转折前夕
1962年秋，我们调离潜中，直至1975年春调回。其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，潜中在我的心目中变得有些陌生了。那时文革余波未平，学生无心向学，秩序有些混乱。但老师们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勉力坚持。1976年春，正处在历史大转折的前夕，学校开门办学轰轰烈烈。按照毛主席学工学农学文同时并举的指示，由学校革委会副主任江济舟带队，高二两个班师生到马道开门办学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劳动、社会调查之余，教学活动也在进行。张传宗教物理，柯杨善教数学，黄可久带领学生到田间地头，用简易的仪器，运用化学方面的知识进行土壤分析，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我则结合作文教学和同学们一起创作了《开门办学组歌》，由柯杨善谱曲，师生自导自演，在后来全县文艺汇演中取得了轰动一时的效应。这也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一个交代吧。
三、拔反之后
文革结束，高考恢复，学校工作重心又转到教学上来。那个时期的特点是：老师忘我敬业，学生求知若渴。领导抓教育有以下两点很值得借鉴：一是：注意校际之间的交流，走出去请进来，各组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校外活动。到县内县外甚至外省市的兄弟学校取经。1983年秋李付旺校长曾亲率语文组老师到太湖中学、宿松中学听课、座谈，作为东道主，于1984年春又接待了这两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回访。金信和校长主持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。由我在文科复读班主讲了巴金的散文《灯》，课后评议十分热烈，尤其是太湖中学的几位老师，水平很高，没有客套，不作空谈，针对问题条分缕析，不回避观点的对立，各抒己见，畅所欲言，堪称一次深入的学术讨论。这种境界是很难在一个封闭的学校内达到的。二是校内教研活动不知局限于各学校内部进行，有时各学科之间也组织相互听课。我在81届高中重点班举行《荷塘月色》一文的公开教学时，学校就组织了其他学科的老师参加听课，语文老师也去听外语、数学、理化等科的公开教学，开展跨组的教研活动。“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”，彼此借鉴，有利于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融。
八十年代初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。老师们工作热情高，不计报酬，不讲条件，潜心教学，孜孜不倦。学生刻苦自励，发奋求学，有的几近痴迷。夜晚熄灯之后，校园里有限的几盏路灯下，常见一些借光苦读的学生的身影。今天，经过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，当年的一些做法已行不通，不能刻舟求剑。但人们还会由衷怀念那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四、主政期间
1984年机构调整，我担任潜中副校长，配合校长史守智，分管教学工作。1988年。史校长着手调动，常回合肥，为保证学校工作正常进行，李文旭副县长代表组织在校行政会上宣布：在此特殊时期由我代行校长职权。并由名誉校长黄可久同志在全校教职工会上作了传达。1989年5月12日我亲自送史校长回合肥，15日返潜。从此全面主持校务已责无旁贷。其间经历了“六四”风波，所幸学校秩序未受干扰。1989年9月，县委组织部正式下文任命为潜山中学校长。1997年9月退居二线当督学，仍兼任党支部书记至1998年底退休。在我参政和主政的十多年里，学校工作林林总总，无论成败得失，我都应对之负责。校史记录在册，见仁见智，任由取舍，本人不作赘述，不置评说。这里仅就几个始终令我困扰的问题稍作说明，为后来者鉴。
一、教职员工住房问题。1984年秋，史校长和我上任伊始就为安置教师住房奔走筹措。当年教师调动幅度过大，调出11人，调进19人，调出的一时搬不走，调进的必须给予安置。当时学校多年没有建设，基本上还是文革前留下的那个旧摊子。一时人口激增，经费更加拮据，除发放人员工资外，日常办公都难以维持。有一次，学校考试居然无钱买纸印卷子，不得不向舒小去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建房、租房都不可能，不得已只好向城内另有住房的老师去借，不少老师能体谅学校的困难，顾全大局，主动让房，如黄仁放老师等。对此我们至今仍心存感激。另一方面，已调出的同志，按当时惯例，应由新单位安排住宿，史校长和我在与他们个别协调之后，草拟了一份文告，希望他们能尽早让房以解学校当下的燃眉之急。此举实出无奈，似乎合理而不合情。由此招来怨议，种下了日后引发矛盾的种子。1986年、1990年、1992年相继建成了三座教师宿舍楼，住房问题才得以缓解。但也为今天学校扩容留下了隐患，这是始料之所不及的。在我主政后期，对此已有觉察，为此曾多次向教委打过报告，请求把临西街的几排楼房按房改精神处理，筹借款项用以征收校园西侧紧邻操场的那片土地，拓展学校的办学空间，但此议未获通过，只好作罢。1996年，我们又自筹资金60余万，在校外购置了五亩多土地，准备建成住宅楼，置换出校内住户。韩校长接任后，与供电局协商，两家作了交换，打通了南面的通道，建成现在的那片学生宿舍区。无论怎样，这也算是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一种补偿吧！
二、购置校车问题。1992年2月21日，饶世太老师突发脑溢血，抢救无效逝世。此前已有几位同志罹患重病，学校需为之延请省市专家诊治。我就曾亲自租车到安医，请过一位毕姓的女主任医师。（她的女儿郑报春，曾在我校复读一年）当时往返合肥安庆之间十分不便，向外单位借车，常遭冷遇，（那时还没有出租车）学校行政会议统一思想，痛下决心，自筹经费（主要是南街门面房租金收入，计在勤工俭学项目中。）由我和郑晓虎主任经办，购置了一辆八座的仪征车，购车报告经过教委、财政局、控购办、分管县长徐晓华层层审批，均无异议，手续完备，完全合法。车子购回后又专门制定了使用规定，主要用于校际之间的教研活动等公务，车子闲置时，对外出租，以车养车，尽量节省经费开支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。此举利弊待考待评，聊备一说而已。
三、职评问题。1987年元月，我县首批由省高评委评出第一批中学高级教师四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是年夏秋职评全面展开，我参加了县评委（共9人组成）并担任语文学科组长。当时的指导思想是以还历史旧债为主，评聘名额由县统筹。1966届前的大学本科、1960年以前的大学专科毕业生，是此次高级教师评聘的主要对象。我校历史久，教师学历、资历高，所以评上高级、一级的教师也最多，期间虽也有一些矛盾，但最终都妥善解决了。时隔五年之后，再度开评，情况有了变化，评聘名额按比例分解到校。这样，所谓“老牌学校”的那些特点就不再是优势，而成了引发尖锐矛盾的导火索。可谓“二桃三士”，不可调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学校评委会开展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。好在历史上的那一页在我身后很快翻过，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，它告诉我们，当政者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慎之又慎！
四、关于实行工作量补贴问题。计划经济时代是提倡不计报酬的。八十年代初，学校招复读生，收取少量复读费，部分做为教师福利。分配原则是“宜粗不宜细”，每个等级相差不过五元。随着形势的发展，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已经制约了教师积极性的发挥，所以于1989年秋，开始实行标准工作量补贴制，收入差距有所拉开。这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。但由于工作量计算和考勤奖惩措施是量化的、硬性的，执行起来难免和原有的人事体制发生冲突，因此也为一些内部矛盾的产生留下了隐患。
尾声
历史垂青于那些头顶光环的英雄和轰轰烈烈的壮举，但我们不应忽视隐藏在那片辉煌背后默默无闻的凡人琐事。历史的长河主要是他们汇聚起来的。当我们欣赏长河奔流凌空飞溅的那朵朵闪亮的浪花时，请千万记住：托起它们的是暗波涌动的主流。珠海拾贝，人们把一颗颗璀灿的珍珠串成华丽尊贵的项链。我们不妨也随手弯腰拾取几片散落在滩涂上的贝壳吧！涤除积垢，太阳底下，它们同样能熠熠发光。